缐上好文分享！
原创 岩炎 岩炎 2025年5月12日 23:17 美国
https://mp.weixin.qq.com/s/6rKQuRyYtruZOi9gYBAJ7A
引言
在上篇《一部就业史，一部经济史：从就业轨迹看中国经济的变迁》中，我们回顾了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2000年左右中国就业史的变化，今天这篇文章我们继续来看，从2000年之后，我国就业形态的变化与经济结构的发展。
就业腾飞与民生改善
（2000年-2013年）
政策背景
2001年底，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拉开了经济发展”黄金十年“的序幕。
作为入世承诺的一部分，我国降低关税、取消配额、开放市场，吸引来大量外资涌入，也推动了本土企业的加速改革和竞争。
为了促进内陆发展，缓解沿海与内地的差距，国家在同一时期还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
可以说，21世纪初，我国抓住了全球化浪潮和体制改革的红利，经济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为就业腾飞创造了有利条件。
就业特征与经济结构
经济腾飞带来了就业规模的大幅扩张，也推动了就业结构的升级。
首先，制造业继续提供大量岗位，但与90年代的低附加值流水缐工作不同的是，这一时期更多的岗位集中在高加工度、高附加值的领域，如电子资讯、汽车装配、家用电器等。外资和本土企业共同发力，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甚至出现了“民工荒”，倒逼企业提高工资待遇。
其次，服务业进入大力发展阶段。2007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达42.4%，首次超过第一产业。特別是建筑和房地产业的兴起，城市基础建设的加快，吸纳了大量农民工。
最后，高校不断扩张，让更多专业技术人才，进入金融、教育、IT、互联网等行业，形成新兴就业群体。
这一阶段城乡流动依然强劲，2008年前后农民工数量突破1.4亿人。城镇就业人数由2002年的2.37亿增至2012年的3.72亿，净增1.35亿人，其中私营和个体单位吸纳了近1.93亿人。
居民收入也随之提升，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均工资从2002年的12422元增长至2012年的46769元，制造业一缐工人工资更比1980年增长约14倍。这一连串的增长，反映出一个关键趋势：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从“数量扩张”走向“品质跃升”。
大量普通家庭在这一过程中改变了命运，新一代劳动者拥有更多选择权，並开始用跳槽、自我提升等方式实现职业流动。虽然后期也出现了“用工贵”“大学生就业难”等结构性挑战，但整体而言，这十年是我国就业市场“量质双升”、信心与机遇並存的高光时刻。
小结：2000年代初的就业变迁是我国赶上全球化列车和深化改革红利的集中体现。在政策、资本、人口与城市化等多重力量推动下，就业不仅实现大规模扩张，更在结构与品质层面完成一轮跃迁，为普通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流动空间，也预示着新阶段经济社会矛盾的孕育与转换。
数位化转型与平臺经济的崛起（2013年-2019年）
政策背景
随着2013年，我国经济进⼊”新常态” 增速换挡｡ 2014年，政府提出“互联⽹+“⾏动计画；2015年，“⼤众创业､ 万众创新”成为热词；2016年起 供给侧结构性改⾰逐步深化｡
这⼀时期的政策特点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减少对投资和出⼝的依赖；另⼀⽅⾯⿎励创新创业，培育经济新动能｡
就业特征与经济结构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成为这⼀时期最⼤的就业变数｡ 2013-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从11万亿元增⻓到35.8万亿元，占GDP⽐重从21.6%提升到36.2%｡
农业就业⽐重进⼀步下降⾄约25%，服务业就业占⽐超过46%，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导⼒量｡ 移动互联⽹和平臺经济迅勐发展，催⽣了⼤量灵活就业和新职业形态｡
据国家资讯中⼼统计，到2019年底，我国平臺经济从业⼈员规模超过7800万，其中零⼯平臺从业⼈员超6000万｡
与此同时，制造业就业占⽐开始下降，从2013年的30.1%降⾄2019年的27.9%｡ 这⼀⽅⾯反映了制造业向⾃动化､ 智慧化转型，另⼀⽅⾯也说明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
这⼀时期的代表性职业包括：外卖骑⼿､ ⽹约⻋司机､ 电商主播､ 内容创作者 ⾃媒体､ 程式师､ 产品经理､ 资料分析师､ 云平臺运维⼯程师等｡
数位经济成为新的增⻓引擎，但也出现⾸次出现”结构性招⼯难”⾼端技能⼈才短缺与”就业难”部分，传统⾏业和低技能劳动者就业压⼒⼤並存的现象｡ 就业观念更趋多元化｡
小结：2013—2019年是我国就业从“制造为主”转向“服务驱动”的关键转型期，背后是宏观政策、科技进步与劳动者素质升级的合力推动。服务业成为新引擎，不仅量大质优，而且更具灵活性与包容性，为不同学歷、年龄、技能背景的劳动者提供了丰富的职业通道。同时，互联网平臺构建出新就业形态，为普通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上升空间，也引发了劳动形态、生活节奏与价值观的深层次变革。这一阶段，正是传统经济与数字经济、稳定雇佣与灵活就业之间博弈与融合的起点。
疫情冲击下的考研与新赛道
（2020年-2025年）
政策背景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全球经济遭受重创｡ 我国经济在短暂冲击后逐步復苏，但国际环境复杂多变｡ 国家强调构建”双迴圈”新发展格局，实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推动产业数位化转型｡
2022年以来，⽣成式⼈⼯智慧（GenAI）等颠覆性技术加速发展，各⾏各业开始探索AI应⽤｡ 同时，新能源､ ⽣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崛起｡
就业特征与经济结构
疫情对服务业就业带来严重冲击，但也加速了远端办公､ 缐上协同等灵活就业模式的普及｡ 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20年，我国服务业就业⼈数⾸次出现下降，减少了约821万⼈｡
随着经济復苏和产业转型，新能源､ 新材料､ ⽣物医药､ ⼈⼯智慧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数位技术相关岗位需求持续增⻓｡ 我国新能源汽⻋产业从业⼈员从2020年的50万⼈增⾄2023年的超过150万⼈｡ 光伏产业直接和间接就业⼈数超过300万｡
传统⾏业数位化､ 智慧化转型加速，对劳动者适应性再培训的需求空前迫切｡ 据⼈⼒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20-2023年，我国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超过1亿⼈次，但仍存在较⼤缺⼝｡
与此同时，⼈⼝⽼龄化趋势下，养⽼护理等社会服务领域岗位需求增加｡ 据测算，到2026年，我国养⽼服务业岗位需求将超过2200万个｡
在这场快速而深刻的转型中，普通劳动者的命运也面临洗牌。
对于具备技术能力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大展身手的时代。他们日常与世界最前沿技术接轨，年薪不菲，但高薪背后，是持续的焦虑与高度不确定性。而对于曾在煤矿、房地产等传统行业就业的工人来说，转型的阵痛尤为明显。“再就业”故事在全国各地频繁上演，成为结构调整中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
年轻一代劳动者的选择则更具多元性与反差感。
部分高校毕业生进入人工智慧、数位制造、绿色能源等战略性新兴行业，成为科技浪潮的“弄潮儿”；另一些人则选择“躺平”或“转行送外卖”，在自由与稳定之间做出自己的妥协。
Z世代普遍意识到，职业稳定性已不再是可预期的常态，终身学习、技能重构、灵活应变成为新职业伦理。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高度动态、同时也高度分裂的职场环境：有的成为独角兽公司CEO，有的则困于高学歷低就业的“学歷贬值”陷阱。
2022年，城镇青年失业率一度突破19%，创歷史新高，这一趋势显示出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的“承接断层”，也倒逼政府和社会思考更系统的就业扶持与结构对接机制。
父母更注重孩子的教育，更希望他们将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再重蹈自己命运的覆辙。
小结：新能源与数位化时代的到来，标志着我国就业市场进入“高知识密度+高技术门槛”的时代。
这一轮转型不仅带来了大量新兴岗位，也使传统产业劳动力面临前所未有的适应挑战。
职业边界在模煳，技能更新成为刚需，终身学习从理念变成现实。
对于普通人而言，这既是一次再分配的机会，也是一场能力与韧性的考验。
在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浪潮，只有不断升级自我，才能在下一个风口来临时，不被时代抛下。
个人命运与时代浪潮的交织
1978年到2025年，我国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百年的现代化道路，社会经歷了剧烈而持续的转型。每一次制度变革与产业更新，都深深改写了千家万户的命运轨迹。
在我们故事开头写到祖孙三代的就业故事，正是时代的印记。
改革开放初期：祖辈靠土地承包和乡镇企业第一次摆脱了饥饿的威胁，有了“靠劳动致富”的尊严;
开放化浪潮中：父辈们走出乡村进城务工，在民营工厂和外资企业打拼，用汗水换来工资，也亲歷了国企改革带来的体制剧痛;
经济腾飞的年代：就业机会空前繁荣，小康生活初见雏形，但市场竞争的激烈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与焦虑;
转型新时期：服务业与互联网的崛起，为年轻一代打开了职业多样性的想像空间，“自由职业者”“斜杠青年”层出不穷，却也面临着“不进则退”的残酷现实;
智能新时代：新能源与数位化力量正在重塑就业生态，从制造到运维，从资料到演算法，每个人都被推上了“终身学习”的新起点。
每一代人，都在应对属于自己的时代命题。
祖辈追求的是“有饭吃”；父辈希望“有单位、有保障”；而如今的年轻人，则在高房价、高成本、高不确定性的现实中，试图寻找一份“既能养家煳口，又不失体面与自我实现”的工作。
但现实是，所谓“稳定”正在变成一种奢侈。
平臺化用工、项目制雇佣、技能门槛持续上升…….都在削弱“铁饭碗”的存在感。
普通人並非歷史舞臺的看客，而是每一次时代跃迁的真实参与者。
有人随浪潮崛起，有人被时代淘汰，更多的人在不断调整中摸索前行。
“时代变了，我只能跟着变。”这句朴素的话语，蕴含着强大的韧性和现实智慧，也道出了亿万劳动者的真实写照。
声明本公众号中的内容和意见仅供参考。本公众号所载资讯均为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任何投资意见或建议。
点个喜欢，与朋友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