缐上好文分享！
原创 岩炎 岩炎 2025年5月10日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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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父亲曾是一家机械修理厂的高级技工，一辈子只幹了这一份工作，直到退休。
我大学毕业后先进了体制内，后面经歷了国企改革带来的下岗潮，开始自谋生路，现在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儿子刚刚大学毕业，在做人工智慧方面的工作，他说这个行业三年就是一个週期，必须不断学习才不至于被淘汰。
三代人，仿佛生活在三个不同的中国。这不仅是一个普通家庭的真实写照，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剧变的一个缩影。
就业，是经济的晴雨錶，更是时代的风向标。当我们回望过去四十余年的发展歷程，就会发现每个普通人的职业选择和变迁，都深刻反映着国家经济结构演进与时代的变化。
从本质上看，我国的经济改革，是一场关于“人”的改革。数亿人口的就业形态变化，不仅体现了个体命运的转折，更见证了国家从计画走向市场的转型。
根据国家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我国农业就业⼈⼝占总就业⼈⼝的70.5% ，第三产业就业⽐重仅为12.2%；⽽到2023年，第三产业就业占⽐为48%，农业就业降⾄22.9%｡
这背后，是亿万劳动者从土地到工厂，从工厂到办公室，再从缐下到缐上的迁徙，是亿万家庭命运的跌宕起伏。
我们常说，“沒有人能置身于歷史之外”。
在肯定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那些曾为时代发展做出过贡献，却可能被主流叙事边缘化的群体。他们的价值，如何在新时代得到体现和尊重？在迈向高品质发展的当下，我们能否做到兼顾效率与公平呢？
本文尝试从就业形态的歷史变迁为切入点，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脉络，並进一步思考“人与时代”这一永恆命题。
01
（1978-1980年代）
改革破冰与市场力量的萌动
政策背景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我国开始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当时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就是解决庞大人口的就业和温饱问题。
改革率先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取代了人民公社，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这一变革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也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企业改革同步推进。国家开始打破之前国营独大的格局，鼓励集体和个体经济发展，尝试引入市场机制缓解就业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1978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有大批“知识青年”在1977年结束上山下乡，开始返城（同年恢復高考），使得城市就业压力骤增。
1979年，全国城镇累计待业人员达到1500万人，仅在劳动部门登记的城镇失业人员就有568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达到5.4%。
为缓解就业压力，1980年中央提出“劳动部门介绍就业，群众组织就业和自谋职业”等一系列措施，经过几年的努力，城镇就业压力明显缓解，城镇失业率稳步下降。
就业特征与经济结构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我国出现了一个独特的工业化道路——乡镇企业。
由于受户籍制度的影响，大量农民仍被束缚在土地上，他们无法进入城市就业，只能在乡村内部寻找出路，于是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模式开始崛起。
所谓乡镇企业，是由乡村集体或个体身份创办的小工厂、小作坊，他们成为当时就业的“蓄水池”。从食品加工、农产品运输到砖厂瓦窑（《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开办砖厂），这些“土法上马”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不仅消化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也重构了农村的经济结构。
（平凡的世界 孙少平）
城市方面，则兴起了便民服务点和个体经营户等。大批青年告別“等分配”，转而走向服务业、自营小买卖，到处都是努力找门路，谋生活的人。
资料显示，这一时期我国就业结构发生了歷史性转变。
1978年，全国第一产业就业占比高达70.5%，第三产业仅为12.2%；到1990年，农业就业比重下降至约60%，工业与服务业合计超过40%。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增量来自于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
乡镇企业从业⼈员从1978年的约2800万⼈增加到1984年的约5200万⼈，六年时间⼏乎翻了⼀番｡个体工商户数量也从1981年的10万人增至1989年的140多万人。
改革初期的这场就业大潮，给了无数普通人改写命运的机会。
农民不再是单纯的靠种地谋生，他们在农闲时进厂打工、摆摊经营。收入管道的增加使他们逐步摆脱了长期的贫困，手里开始有了积蓄。同样，城里的年轻人也不再等国家分配铁饭碗，开始主动投身修车、美髮、餐饮等服务行业，用双手挣得体面生活。
从农村改革开始释放的活力，点燃了我国经济变革的星星之火。这些火星，很快就在沿海地区形成了燎原之势。
小结：改革破冰阶段的就业转型，标志着我国从“国家包分配”向“自我谋生”的方向迈出了关键一步。在政策松绑与地方探索的双重驱动下，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成为农村与城市就业的双支柱。这一时期的就业变迁不仅重构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也为数以亿计的普通家庭打开了走出温饱、奔向小康的大门。
02
（1980-1990年代中期）
对外开放与沿海制造业的兴起
政策背景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我国开始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
1980年至1981年，我国先后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先行区域；1984年起，又陆续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1988年，海南岛也设立为经济特区。
设立经济特区是为了吸引国投资、扩大出口、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经济特区凭藉其优惠的政策和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迅速发展成为加工制造业的基地 。
进入1990年代，我国市场化改革全面提速。
1992年，邓公发表南巡讲话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念在全国蔓延开来，各地掀起新一轮的改革热潮。
沿海地区凭藉地理优势，率先发展起外向型制造业。政府出臺“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等优惠政策，大量吸引外资工厂落户中国。
1994年，人民币实行官方匯率並轨，货币的贬值大幅提升了产品出口竞争力，到90年代中后期，我国已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一环，全世界的订单加速让我国转移，为国内提供了海量就业机会。
就业特征和经济结构
这一时期出现了震撼全国的“民工潮”。成百万上千万的农村劳动力开始离开家乡，跨省涌向沿海工业区，打工成为当时最广为流传的社会热词。
1980年代末，全国进城农民工数量约为3000万；到了1995年前后，这一数字已增长至7000万，进入2000年更是突破上亿人。
当时，珠三角与长三角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区域。深圳、东莞、苏州、宁波等城市因率先发展外向型制造业，吸引了大量外出务工者。这些城市以纺织、制鞋、玩具、电子装配、食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成为成千上万打工者谋生与逐梦的第一站。
年轻人离乡背井成为一种新常态，整个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劳动力大迁徙时代，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局面逐步形成。
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对我国经济结构带来了深远影响。工业部门迅速扩张，制造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
1995年全国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上升至26.5%，比1978年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
大量外资和民营企业建立起了完整的全球生产链。上游有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中游有组装加工，下游有包装物流和港口出口。
一件普通出口的衬衫背后，连接着棉农、纺纱厂、织布厂、制衣厂、贸易公司，货代码头等众多环节，每个环节都带动了就业。制造业的繁荣也带动了沿海城市的迅速崛起，城镇化率由1990年的26.4%上升至2000年的36.2%，城乡结构开始被慢慢改写。
（中国城镇化率发展 图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制造业生产和就业规模在这一阶段高速扩张。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已超过1.2亿人，占全部非农就业的22.7%。出口额也从1992年的849亿美元，增长至2001年的2661亿美元。
可以说，这一时期工业化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撑起了就业的“蓄水池”，让我国成功容纳了庞大的劳动力大军。
在这场大规模的经济变迁中，“外出打工”四个字深刻改变了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命运。对无数农村子弟而言，进城打工是除了种地之外的最优选择。
他们背井离乡，在轰鸣的工厂车间里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岁月；他们抛家舍业，每天站在枯燥单调的流水缐上，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只为那点靠加班拼来的微薄工资；他们省吃俭用，把每月攒下的钱按时寄回家，补贴家用，让弟弟妹妹可以继续上学。
曾有女工在信中写道：“在深圳打工虽然累，但能挣钱养家，也见了世面。”这不正是千千万万打工者最真实的写照吗？
然而，他们也面对着诸多困难。
受户籍制度的影响，他们虽然身在城市，却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住房、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对他们基本关闭，社保制度也未能有效覆盖，“候鸟式”迁徙成为常态。
在城市发展中，他们是不可或缺的建设者；在制度面前，他们却常常被视为漂泊的过客。儘管如此，大多数人依然坚信：“只要肯吃苦，就能活下去、能出头。”正是这种朴素而坚韧的信念，支撑着他们在艰苦中继续前行。
小结：出口制造业的崛起，不仅让我国成为了“世界工厂”，也重塑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它打开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走向现代社会的门槛，也暴露出了城乡制度割裂带来的结构性问题。这一时期的就业潮，是一次以普通人为主角的集体行动。他们用血汗和青春在钢铁与灰尘中搭建起了国家经济的基石。那是一段滚烫的岁月，而他们，正是那段歷史最沉默却最值得铭记的铸造者。
03
经济加速与国企改革阵痛
（1990年代中期-2000年代）
政策背景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计画体制遗留的问题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凸显。其中，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的问题尤为突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为应对这一结构性问题，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方针，即重点扶持大型骨幹国企，同时推动中小型国企通过改制、兼并、破产等形式实现市场化重组。时任总理朱镕基决心大刀阔斧地进行国企改革，通过兼并破产、人员分流来为国企转型。
自1998年起，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国企下岗分流行动。大批亏损企业被关停，大量国企职工被迫离开熟悉多年的岗位，走向市场、谋求再就业。这一时期成为我国劳动力结构调整史上最剧烈的一次洗牌。
刘欢老师的《从头再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完成的，他唱出了当时下岗工人最真实的内心世界。
就业特征和经济结构
这场被称为“国企下岗潮”的改革对城镇就业产生了巨大冲击。尤其是在东北、华北、西南等国企分佈密集的区域，大批中年职工不得不重新谋生。
他们中的一部分提早退休或内推领取基本生活费；一部分经过培训转行到服务业，做了司机、保安、清洁等；还有相当一批人自谋出路，摆地摊、开小卖部、小饭馆，成为个体户。
从就业结构看，第三产业在此期间发挥了就业“蓄水池”的功能，比如批发零售、餐饮、安保、居民服务等行业吸纳了大量原本在制造业与重工业系统的下岗人员。同时，民营经济迅速崛起，成为新增就业的主力军。
资料显示，1990年代末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的城镇就业已超过50%。1995至2011年间，国企职工人数从1.13亿锐减至6700万人，而同期民营从业人员则上升至1.93亿，几乎实现了“负增长”的对沖效应。
从产业构成上看，服务业比重在90年代后期开始加速攀升，至2001年达到39%，超过农业成为经济体系中的第二大支柱。
工业则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实现了效率提升。可以说，阵痛过后，资源流向了效率更高的领域，经济活力的增强为后来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但在改革的宏大叙事下，是千千万万普通家庭的跌宕起伏与自我救赎。
“40岁学会上网找工作，50岁推着三轮车卖早点”，这是不少下岗工人的真实写照。
曾经引以为傲的铁饭碗被打破，很多人一时难以接受心理落差。但大多数普通人並沒有被困难击倒，在政府和社会的帮助下，他们自强不息，重新出发。他们用自己的双手重新为家庭撑起一把保护伞，对于他们来说，体面不再是来自单位身份，而是来自努力养家的踏实。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段经歷在许多人的内心留下了隐痛，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下一代。经歷过失业冲击的父母更注重孩子的教育，更希望他们将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再重蹈自己命运的覆辙。
小结：国企改革是中国走向市场化的必经之路，也是一场重塑社会结构与个体命运的深刻变革。它推动了资源向更高效率部门流动，使市场机制真正成为资源配置的核心，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打破了几十年来形成的稳定预期。改革换来了效率，却也带来了焦虑；成就了新的活力，却也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在这场沒有硝烟的战斗中，每一位下岗工人，都是改革压力的直接承受者和推动者，也是时代记忆中最沉默却也是最真实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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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