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在三十五度炎夏的中环，只有十秒横过马路的绿灯时间，四周密密麻麻全是西装笔挺唿喘过路的行人——控诉中环节奏已经是十分老套的事，然而如今，这种逼迫感正像癌细胞般大肆蔓延，在沙田、大埔、上水、屯门、元朗发病。以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1935- ）在《后现代的状况》（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1989）中提出的重要概念「时空压缩」（compression of time and space）观之，一代人的青春快要窒息死亡。我们的香港强调快，彼端的石澳高尔夫球场却强调慢，士绅父老在佣人簇拥中缓步游走于数十万呎青葱绿地之中、徜徉于蓝天碧海之间——在港境之南丝毫感受不到土地和空间问题，但从元朗到石澳，是遥不可及的距离。塑造我们困境的，是时间、空间、社会权力之间相互支配的关係。

 

法国左翼思想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 1901-1991）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着名的空间理论，他提出沒有空间解放，便沒有革命成功。空间不足是表象，本质是支配空间的单向度权力需要解放。资本主义体系发展至今，已经由「空间中的生产转变为空间的生产」，空间本身已经被商品化，导致交换价值超过使用价值，造成空间功能与人的生活、生产活动距离渐远，乃至逐渐异化，「如果未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

 

控制论社会的形成

这种空间异化源于资本主义「中心性」的建立，並造成由中心至边缘支配权力的层级化，以致在边缘底层的空间使用者，並不是空间权力的支配者。当社会以「幸福」当作人类的理想目标，並将安全视为「幸福」的首要条件， 「控制论社会」（cybernetic society）便逐渐形成。列斐伏尔写道：「控制论似乎是科学主义最现代的形式……它们是校准者，禁止这个、规定那个，它们在一种逻辑的方式中进行组织、每一种信号系统（如交通信号灯）都决定着一种处理机械，只有命令才能有运动。」

 

 社会舆论在致力渲染和消灭不安全因素的风险之时，无形中亦在建构和巩固「中心性」的权力架构。在今日香港，「控制论社会」的情形俯拾皆是：只要政府以「危及公众安全」为由，即使在芸芸亿万棵树中只有其中一棵因为风雨而倒塌误中行人，「宁枉毋纵」式的斩树也是理所当然；即使芸芸千万间工厦中只有其中一间发生火灾，所有工厦的多元用途（如开音乐会）也只能受到扼杀。当政府将对风险的认知能力从个人手中抢夺过来，个人便可以不带脑袋「存在」于不同空间之中，以致在香港权力核心的中环海滨举办成人展即使只限定成人入场，展品却要荒谬地遮蔽性征，还要受尽道德舆论攻讦。形形色色的规限、牌照、契约，无一不在支配每一寸空间的使用。

 

空间功能的单一化与同质化

 

商业运作要达致盈利最大化，便需把流程标准化，以及做到机械性的重复。都市空间若以提升交换价值为目的，功能便会变得单一化、同质化，而这结果将同时与控制论社会追求安全的目标结成共谋。过往，公立学校的校舍在日间是上、下午校，晚上是供在职人士进修的夜校，假日可供借出作非牟利制服团体活动，以及举办会议、考试、比赛等活动；然而到了现在，公立学校体系在教育产业化之下分割出直资、私校、IB学校、副学士书院、自资进修书院等各自为政的院校，伴随而来的是空间使用的封闭化。多功能式的社区会堂、大会堂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歌剧院，未来则是戏曲中心，功能愈来愈趋向单一和僵化。在私营领域，前舖后居是违反公契的。住是住，商是商；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空间还被牌照制度规管着，经营食、住、行、乐都需要为特定的空间领有特定牌照，于是空间中的活动被牌照定义了，空间丧失了想像力和开放性。

 

空间功能单一化，更加方便控制论社会对空间自上而下的管理，财阀则配合将空间同质化。资本永远是理性、精于计算的，经过资本运作的空间已经产生出一套交换价值最大化的标准。从一个住宅屋苑尚未建成之际，发展商便运用各种既定的符号指涉，不论是半山、深水埗、元朗、上水，皆统一命名为「御」、「玺」、「一号」。然后是间隔，在有限的空间下，房间越多越好，结果房间的标准面积都是两米乘两米。空间内的墙越多，间隔也就越为千篇一律：眼镜房、钻石厅、龙虾则……结果室内的佈置屈从了空间，人的生活也屈从了空间。间隔、劏房是最流行的发展模式：住宅只有百多呎，旧商场、工厦被劏开数百格转售。列斐伏尔指出，当社会「社会化」、生命「原子化」，「当交流与关係的网络越来越厚积、有效、与此同时个体的意识就变得更加孤绝和对『他人』无视，这就是矛盾运作的层面。」 一旦商场变成劏场，商场便由此变得冷冷清清；一旦都市变成劏场，人被置于格子之中，都市便变得孤独、割裂，从而丧失生命力。

 

权力结构下的空间

 

空间既受权力支配，亦受时间支配。「时间被化约成为空间的限制」， 当生活以面向中环为目标，空间亦会被中环时间同质化：西铁通车后，从元朗出中环的时间无异于从九龙出中环，于是九龙的人口逐渐迁往元朗，导致元朗的楼价变得跟九龙相若，而元朗与九龙之间的社区差异亦逐渐消弭。以中环为中心计算交通时间，都市像洋葱一样一环一环地包围核心，只有阶级贵贱的落差，沒有社区文化的落差，于是深水埗、土瓜湾的旧区重建走向「士绅化」，旧社区的人情关怀遭受抹平。在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的时间绵延理论（durée）中，时间分为可切割、可量化的数学时间，对立于绵延不断的意识时间；资本主义世界的时间是数学时间，谁将商品週转的时间压缩至最短，才能在竞争中生存。资本主义空间亦可作如是观，当空间被同质、量化，社会便不再有象征、轮廓、人文绵延。

 

因此，空间不足是假象，空间矛盾实质源自支配空间的权力结构，需要将「先前由『自上而下』生产出来的社会空间，重新建构为『自下而上』的空间」；「将取用置于支配之上，将需要置于命令之上，将使用置于交换之上」，再建立「普遍性的自我管理」。 虽然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在当今客观条件下看似空想，但互联网共享经济的去中心化本质已经接近这种「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通过边缘空间的自我管理，社会空间重塑思潮的孕育，将有望达致对「本真生活」、「缺席的生活」的还原。当大众深信牛顿绝对时空的世界之时，爱恩斯坦却看到了当物体具有相当的质量，便可以使时空弯曲，最终爱恩斯坦理论取代了牛顿理论，成为物理学的新典范。在今日都市的绝对时空之下，同样酝酿着时空思想的新维度，最终需靠空间革命打破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