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香港立法会里，热烈谈论香港政府搁置垃圾征费一事，提到香港政府于2005年拟定的《都市固体废物管理政策大纲》，建议在2007年立法推行，后来延迟至2012年开始向香港行政会议及立法会作简介。即使当时行会及立法会都支持通过法例，有关计画却于十多年后推出，然后又在社会里众多异见声音中以搁置告终。坦率来说，是次政策出臺临岸翻船，功亏一篑，其实不是个別事件，而是长期以来政府施政状况的缩影。熟知香港事务的人不难发现，每当港府企图推动新政策、订立新法规，即使该政策或法规都要酝酿及谘询多时才出臺，临执行实施时也经常会被推翻。
香港西九文化区艰难诞生的歷程，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事例。这个计画的构思始于1998年，但实际推进中却出现了重大变化。由于2000年代初期的经济下滑，导致政府于2003年决定引入私营机构承包参与设计建造及营运，但在2004至2005年的公众谘询过程中，出现了不同意见和争议。其后，整个计画被推倒重来，原有的设计方案也被放弃。经过15年的反復歷程，一个面目全非的西九文化区发展图则终于在2013年拍板定案。可以看到，即使是一个关係未来文化教育发展的重要政策及相关建设项目，在政策出台后往往也会面临被推倒重来的命运。
香港中环皇后码头的拆迁是另一个计画经年而公众在最后时刻忽然关注的事情。此项工程计画实际可追溯到1983年港英政府发表的《海港填海及市区发展研究》。保护海港协会在1996年及2003年提出相关法律行动，直到2004年3月香港法院最终驳回才得以继续。源于2002年政府批准的中区填海计画第3期，目的是兴建中环湾仔绕道。儘管引发公众和保育团体的激烈讨论，但政府与各界团体经过多次沟通和征询公众意见后，以为该工程获得支援。沒料到2007年中当准备拆卸皇后码头的时候，引发社会上尖锐的反对声音及抗议行动。虽然皇后码头最终在2007年8月1日吵鬧声中被拆迁，但整个中环及湾仔填海计画由构思到完成歷时35年，过程曲折漫长，增加了工程成本，和消耗了政府的政治本钱。
引发近年最严重群体事件的《逃犯条例》修订案，性质其实相同。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前，香港已有《逃犯条例》处理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引渡问题。主权移交后翌年，行政立法机关便已经开展了检讨修订需要。然而直至2019年，香港政府才提出具体修订草案，拟删除对中国大陆的限制，以方便将嫌疑人引渡至臺湾地区。这一修订草案引发了反对派和西方社会的强烈反应，妄言声称会影响香港的司法独立和人权保障。经过数月的社会动盪和抗议后，香港政府最终宣佈撤回该修订草案。换言之，歷时超过20年的讨论，这样重大的司法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如何遏止香港政府推行新政策屡屡受阻的风气？这是亟待解答的重要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准确捕捉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纵观垃圾征费计画、西九文化区、皇后码头拆迁工程，以及逃犯条例修订案这四个事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显着的共通点：它们由构思到广泛谘询到部署落实，都歷时甚久，过程中主事的官员更替多次。以垃圾征费计画为例，前后共历四届政府。
或问：政策的谘询耗时越长，考虑不是应该会越缜密周详吗？答：不必然。谘询是否有助完善计画，取决于谘询本身是否能够集思广益，政策不断与时俱进、及时调整。否则，漫长的广泛谘询无助于产生能令公众满意的政策，导致政府最终要收回成命。
首先，谘询期完结后到落实过程举棋不定，到最后阶段特区政府可能已经无法及时掌握最新的舆情变化和社会需要的新情况。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在沟通协调的同时、更应该缩短政策落实週期，並优化谘询期，保持与民间的密切沟通，及时了解民意走向的变动，及不断地优化政策以应时势变化。
其次，特区政府在听取意见时，可能略过了不中听的声音，以为反对者只是少数，殊不知这些反对的少数可能极具影响及煽动能力，实是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这些反对者，多是有背后既得利益者的支撑和精心策划，也不排除別有用心地势力人士的煽动。当然，永远沒有任何决策可以取悦所有持份者，但为政者应有相当的民间洞察力、政治触觉，了解社会上潜伏的各方势力。唯有以行政吸纳政治，才能够未雨绸缪，治未病于未发。
第三，有可能特区政府在政策制定初期的宣传力度不足，导致公众缺乏参与热情。人人都以为事不关己而不劳心，或由于事情太遥远了，因而沒有及时提出意见。当政策实行在即时，才发现原来事事关己，于是在最后关头大力反对抗议，希望能够力挽狂澜！政府政策宣传力度和策略固然是关键，但更需要的是要科普政策来教育引导广大市民，同时要动员立法会议员、区议员、“三会”委员、社区意见领袖等，让公众能够理解个人和政策的关係、了解公民参与的义务，及恰当地表达自己的要求，体现全程民主参与（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精神。
此外，如果出台时机不对，也是枉费政策制定的苦心。就这次垃圾征费来说，政府的意愿良好、策略稳健，但整体形势上不是实施这些方案的时候。爱护环境、减少污染，是沒有人能反对的大道理，而相关政策本来佔据道德制高点，但魔鬼却在细节之中。再者香港社会刚从“黑暴”及疫情中走出来，普罗大众喘息未定之余，便要面对环保这高大上的课题，自然透不过气！垃征收费本为善政，但是选错了时机在这时候出臺，便变成劳民扰民之举。
最后，我们当然不能忽略一些別有用心的外部势力。他们刻意挑拨社会矛盾，唆使群众反对，作为“颜色革命”社会动乱的引爆点。香港人都深受其害，体会甚深！幸好还有香江两岸一国两制的守护者，以及领导者的大智慧，香港才能超越厄运，浴火重生。
综上所述，回归后特区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诸多还未能尽善人意的地方，这不仅是政府个別部门或官员的学习过程，更是所有持份者，包括广大群众的责任。香港普通民众恒常对时政漠不关心，又过度依赖非可靠的资讯来源，易受外部势力左右操控。特区政府也要自我更新、改革制度，谨慎对待民众的意见和感觉，更要把市民视作密切的施政伙伴，与时俱进地调整政策、强化自身的施政决心和能力。唯有政府与民众齐心协力，优化谘询素质和程式，提高政策认同度和群众的参与，才能避免政策出臺后时常被反对的窘境。
所以，香港议员总结得好：垃圾征费搁置，是对整个香港社会的重要教训。对此，香港人人有责！
何志平教授 金紫荆勛章
土生土长港人，香港首位眼科教授，前民政事务局局长、歷任多届全国政协委员，对音乐艺术、人文科学、博雅教育、国际事务和关係都有深入研究及精闢见解。
上载日期：2024.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