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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中国经济的出路
中国经济正从高增长时代进入高品质发展阶段，即从过去高增速、工业化、城市化、房地产化、人口增长、出口高增长和全球化时代，转向中低增速、后工业化、后城市化、后房地产化、老龄化、谋求产业出海和技术创新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时代。
近几年，这两个时代切换遭遇艰难的挑战，内部处于新旧动能转换阵痛期，外部处于从出口经济转向出海经济的关键期。
在10月30日的中国企业高品质出海论坛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也从宏观的视角分析中国企业出海。白院长认为，当前中国投资回报率持续走低，国内卷得非常厉害，同时出口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需要“走出去”。
中国企业为什么要出海？其背后的经济逻辑是什么？出海是中国经济的出路吗？
本文从宏观角度分析从出口到出海的经济逻辑，从微观角度分享企业出海的经验。
本文逻辑
一、从出口经济到出海经济
二、从单翼模式到双翼模式
三、从中国制造到全球经营
一。从出口经济到出海经济
为什么要出海？
这是近些年中国很多企业，不管是出口企业、制造企业还是互联网企业、服务型企业，都在思考的问题。
仅仅是因为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吗？当然，这是最直接的原因。但其实，中国企业从出口走向出海，是受深层次的经济规律所驱使的。
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与当年日韩相似，中国在经济转型的中早期采用“强出口、强投资”的发展模式，即通过廉价的劳动力、土地以及优厚的产业政策，吸引外资和技术，大力发展出口制造业。
假定外需强劲的前提下，政府发展经济最简单的策略，就是最大限度地集中和动员社会资本，大规模地投资制造业以及与之配套的基础设施。
为了集中社会资本，过去中国采取了以国有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为核心的金融市场（弱化资本市场），以及对利率、匯率和跨境资本有管制的金融制度。这种金融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资本外流、货币窖藏、储蓄被消费，可以大幅度地提高社会的储蓄率，然后通过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工具将储蓄率最大限度地转化为投资率。
根据凯恩斯主义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高投资率带来高增长率，持续有效的投资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
在过去20多年，中国的投资率始终维持在40%以上，为全球平均水准的两倍。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制造业、基建、土地及房地产的占比达到70%，政府财政、国有银行信贷、以及居民的资本，高度集中在这三大领域。
而持续大规模的投资，不断地吸引海外转移的技术，帮助中国在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建立了世界最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中国制造的优势不是领先的技术，而是具有规模效应的产业链，产业链规模效应极大地压低了制造成本，推动了中国出口以及外匯的高增长。
这就是出口经济时代，及其内在逻辑。
不过，这种好日子被2018年中美贸易战打破。由于美国联邦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同时实施产业链转移政策，一些产业不得不考虑转移至海外。
2020年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大爆发，全球供应链受阻，在宏观政策刺激下美国需求全面反弹，中国出口迎来一轮“泼天富贵”，单月出口额飚升至3000亿美元。
2022年，中国进出口总金额达到6.31万亿美元的歷史峰值，其中出口商品金额3.6万亿美元，贸易顺差达到8776亿美元。
2023年世界进入后疫时代，欧美需求逐渐降温，全球供应链逐渐恢復，中国出口增速下降，同时企业出海的焦虑再度上升。这一年，也被称为中国企业出海的“元年”。
与出口相比，出海是另一个维度。
出口，主要指商品出口，即企业使用国内的供应链生产，除了进口部分关键技术、设备和矿产资源外，其它都取自国内的资源，雇佣国内的工人，租赁厂房，采购原材料，向银行贷款，享受国内的政策，然后加工出制成品或半成品出口到全球市场。
出海，指的是全球化经营，即企业使用全球产业链生产，雇佣当地的工人，租赁当地的厂房，采购当地及全球原材料，然后加工产品向本地、全球市场销售，还可能需要在境外融资、並购、协作研发。
出口是过去中国企业驾轻就熟的操作，而出海对大多数中国企业来说是陌生的，甚至有些担忧的。出口企业主要在业务领域与海外客户打交道，出口商对海外的市场风险、营商环境、政府政策、劳资关係等不了解。
从出口转向出海，是偶然的、被迫的，还是规律使然？
在很多企业主观念中，如果不是美国发动贸易战，我们是不会离开中国的。换言之，贸易冲突成为了中国企业出海的直接因素。近两年，随着欧美需求的回落和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中国企业出海的叙事伴随着一种悲观情绪、被迫情结——“不出海，就出局”。
实际上，一个经济体从出口到出海存在内在的经济规律。
很多人误以为，商品出口等于全球化。其实，商品出口只是全球化的第一步，即商品全球化（1.0）；出海是全球化的第二步，也就是价值链融入国际市场，资源要素全球化（2.0）；第三步是人的全球化（3.0）。
通常，转轨国家中早期发展出口经济。在全球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中国出口经济达到了歷史峰值，为全球提供了接近40%的产能，对全球100多个国家贸易顺差。这是中国商品全球化（1.0）的巅峰。
但是，这种数量型增长将随着资源红利的消失而逐步下降。在强出口支撑下，强投资不断地消耗国内的劳动力、城市土地、矿产资源、欧美转移的技术红利，经济资源趋于稀缺、昂贵，国内的劳动力、土地、原材料成本上升，技术进步（引入技术或自主创新）的成本上升，国内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出口竞争力逐步减弱。
另外，转轨国家中早期“强投资、强出口”的增长方式容易催生两个问题：一是大量资本集中在投资领域，导致消费有效需求不足，当经济增速下降时，缺乏足够的内需以支撑庞大的产能；二是过度干预的成本控制政策和有管制的金融制度，形成长期巨额贸易顺差，进而容易引发贸易摩擦，最终反噬出口经济。
从国家层面来看，面对国内需求不足、国际贸易条件紧缩，政府正在寻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一方面淘汰落后产能，淘汰那些高耗能、丧失成本优势的产业，另一方面将资源集中在新技术、新产业、新制造等新动能上。
从企业层面来看，服装、鞋帽、傢俱等廉价制造企业不得不将产业转移到海外的成本洼地，而掌握技术的大型制造企业也在谋求出海，试图整合全球产业链，成为全球化企业。
所以，从高增长、工业化、城市化时代到中低增长、后工业化、后城市化时代，与之应对的全球化模式，就是从出口经济走向出海经济。
其实，出海不完全是悲情叙事，是在国内外压力环境下、受经济规律支配的一种理性选择、理性叙事。
从出口经济到出海经济，标志着一个经济体、一家企业真正融入了全球化。
原创
智本社清和社长
赖博士说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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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载日期：2024.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