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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 岩炎 岩炎 2025年5月12日 23:17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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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上篇《一部就業史，一部經濟史：從就業軌跡看中國經濟的變遷》中，我們回顧了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到2000年左右中國就業史的變化，今天這篇文章我們繼續來看，從2000年之後，我國就業形態的變化與經濟結構的發展。
就業騰飛與民生改善
（2000年-2013年）
政策背景
2001年底，我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全面融入全球經濟體系，拉開了經濟發展”黃金十年“的序幕。
作為入世承諾的一部分，我國降低關稅、取消配額、開放市場，吸引來大量外資湧入，也推動了本土企業的加速改革和競爭。
為了促進內陸發展，緩解沿海與內地的差距，國家在同一時期還實施了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等戰略。
可以說，21世紀初，我國抓住了全球化浪潮和體制改革的紅利，經濟連續多年保持兩位數的高速增長，為就業騰飛創造了有利條件。
就業特徵與經濟結構
經濟騰飛帶來了就業規模的大幅擴張，也推動了就業結構的升級。
首先，製造業繼續提供大量崗位，但與90年代的低附加值流水線工作不同的是，這一時期更多的崗位集中在高加工度、高附加值的領域，如電子資訊、汽車裝配、家用電器等。外資和本土企業共同發力，東南沿海的一些城市甚至出現了“民工荒”，倒逼企業提高工資待遇。
其次，服務業進入大力發展階段。2007年第三產業就業人數占比達42.4%，首次超過第一產業。特別是建築和房地產業的興起，城市基礎建設的加快，吸納了大量農民工。
最後，高校不斷擴張，讓更多專業技術人才，進入金融、教育、IT、互聯網等行業，形成新興就業群體。
這一階段城鄉流動依然強勁，2008年前後農民工數量突破1.4億人。城鎮就業人數由2002年的2.37億增至2012年的3.72億，淨增1.35億人，其中私營和個體單位吸納了近1.93億人。
居民收入也隨之提升，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年均工資從2002年的12422元增長至2012年的46769元，製造業一線工人工資更比1980年增長約14倍。這一連串的增長，反映出一個關鍵趨勢：我國的勞動力市場正在從“數量擴張”走向“品質躍升”。
大量普通家庭在這一過程中改變了命運，新一代勞動者擁有更多選擇權，並開始用跳槽、自我提升等方式實現職業流動。雖然後期也出現了“用工貴”“大學生就業難”等結構性挑戰，但整體而言，這十年是我國就業市場“量質雙升”、信心與機遇並存的高光時刻。
小結：2000年代初的就業變遷是我國趕上全球化列車和深化改革紅利的集中體現。在政策、資本、人口與城市化等多重力量推動下，就業不僅實現大規模擴張，更在結構與品質層面完成一輪躍遷，為普通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會流動空間，也預示著新階段經濟社會矛盾的孕育與轉換。
數位化轉型與平臺經濟的崛起（2013年-2019年）
政策背景
隨著2013年，我國經濟進⼊”新常態” 增速換擋｡ 2014年，政府提出“互聯⽹+“⾏動計畫；2015年，“⼤眾創業､ 萬眾創新”成為熱詞；2016年起 供給側結構性改⾰逐步深化｡
這⼀時期的政策特點是：⼀⽅⾯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減少對投資和出⼝的依賴；另⼀⽅⾯⿎勵創新創業，培育經濟新動能｡
就業特徵與經濟結構
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成為這⼀時期最⼤的就業變數｡ 2013-2019年，我國數字經濟從11萬億元增⻓到35.8萬億元，占GDP⽐重從21.6%提升到36.2%｡
農業就業⽐重進⼀步下降⾄約25%，服務業就業占⽐超過46%，成為吸納就業的主導⼒量｡ 移動互聯⽹和平臺經濟迅猛發展，催⽣了⼤量靈活就業和新職業形態｡
據國家資訊中⼼統計，到2019年底，我國平臺經濟從業⼈員規模超過7800萬，其中零⼯平臺從業⼈員超6000萬｡
與此同時，製造業就業占⽐開始下降，從2013年的30.1%降⾄2019年的27.9%｡ 這⼀⽅⾯反映了製造業向⾃動化､ 智慧化轉型，另⼀⽅⾯也說明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東南亞等地區轉移｡
這⼀時期的代表性職業包括：外賣騎⼿､ ⽹約⻋司機､ 電商主播､ 內容創作者 ⾃媒體､ 程式師､ 產品經理､ 資料分析師､ 雲平臺運維⼯程師等｡
數位經濟成為新的增⻓引擎，但也出現⾸次出現”結構性招⼯難”⾼端技能⼈才短缺與”就業難”部分，傳統⾏業和低技能勞動者就業壓⼒⼤並存的現象｡ 就業觀念更趨多元化｡
小結：2013—2019年是我國就業從“製造為主”轉向“服務驅動”的關鍵轉型期，背後是宏觀政策、科技進步與勞動者素質升級的合力推動。服務業成為新引擎，不僅量大質優，而且更具靈活性與包容性，為不同學歷、年齡、技能背景的勞動者提供了豐富的職業通道。同時，互聯網平臺構建出新就業形態，為普通人創造了前所未有的上升空間，也引發了勞動形態、生活節奏與價值觀的深層次變革。這一階段，正是傳統經濟與數字經濟、穩定雇傭與靈活就業之間博弈與融合的起點。
疫情衝擊下的考研與新賽道
（2020年-2025年）
政策背景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全球經濟遭受重創｡ 我國經濟在短暫衝擊後逐步復蘇，但國際環境複雜多變｡ 國家強調構建”雙迴圈”新發展格局，實施”碳達峰碳中和”戰略，推動產業數位化轉型｡
2022年以來，⽣成式⼈⼯智慧（GenAI）等顛覆性技術加速發展，各⾏各業開始探索AI應⽤｡ 同時，新能源､ ⽣物醫藥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快速崛起｡
就業特徵與經濟結構
疫情對服務業就業帶來嚴重衝擊，但也加速了遠端辦公､ 線上協同等靈活就業模式的普及｡ 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2020年，我國服務業就業⼈數⾸次出現下降，減少了約821萬⼈｡
隨著經濟復蘇和產業轉型，新能源､ 新材料､ ⽣物醫藥､ ⼈⼯智慧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數位技術相關崗位需求持續增⻓｡ 我國新能源汽⻋產業從業⼈員從2020年的50萬⼈增⾄2023年的超過150萬⼈｡ 光伏產業直接和間接就業⼈數超過300萬｡
傳統⾏業數位化､ 智慧化轉型加速，對勞動者適應性再培訓的需求空前迫切｡ 據⼈⼒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2020-2023年，我國累計開展職業技能培訓超過1億⼈次，但仍存在較⼤缺⼝｡
與此同時，⼈⼝⽼齡化趨勢下，養⽼護理等社會服務領域崗位需求增加｡ 據測算，到2026年，我國養⽼服務業崗位需求將超過2200萬個｡
在這場快速而深刻的轉型中，普通勞動者的命運也面臨洗牌。
對於具備技術能力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大展身手的時代。他們日常與世界最前沿技術接軌，年薪不菲，但高薪背後，是持續的焦慮與高度不確定性。而對於曾在煤礦、房地產等傳統行業就業的工人來說，轉型的陣痛尤為明顯。“再就業”故事在全國各地頻繁上演，成為結構調整中不可忽視的社會現象。
年輕一代勞動者的選擇則更具多元性與反差感。
部分高校畢業生進入人工智慧、數位製造、綠色能源等戰略性新興行業，成為科技浪潮的“弄潮兒”；另一些人則選擇“躺平”或“轉行送外賣”，在自由與穩定之間做出自己的妥協。
Z世代普遍意識到，職業穩定性已不再是可預期的常態，終身學習、技能重構、靈活應變成為新職業倫理。他們面對的是一個高度動態、同時也高度分裂的職場環境：有的成為獨角獸公司CEO，有的則困于高學歷低就業的“學歷貶值”陷阱。
2022年，城鎮青年失業率一度突破19%，創歷史新高，這一趨勢顯示出新舊動能轉換過程中的“承接斷層”，也倒逼政府和社會思考更系統的就業扶持與結構對接機制。
父母更注重孩子的教育，更希望他們將來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不再重蹈自己命運的覆轍。
小結：新能源與數位化時代的到來，標誌著我國就業市場進入“高知識密度+高技術門檻”的時代。
這一輪轉型不僅帶來了大量新興崗位，也使傳統產業勞動力面臨前所未有的適應挑戰。
職業邊界在模糊，技能更新成為剛需，終身學習從理念變成現實。
對於普通人而言，這既是一次再分配的機會，也是一場能力與韌性的考驗。
在面對日新月異的技術浪潮，只有不斷升級自我，才能在下一個風口來臨時，不被時代拋下。
個人命運與時代浪潮的交織
1978年到2025年，我國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就走完了西方國家百年的現代化道路，社會經歷了劇烈而持續的轉型。每一次制度變革與產業更新，都深深改寫了千家萬戶的命運軌跡。
在我們故事開頭寫到祖孫三代的就業故事，正是時代的印記。
改革開放初期：祖輩靠土地承包和鄉鎮企業第一次擺脫了饑餓的威脅，有了“靠勞動致富”的尊嚴;
開放化浪潮中：父輩們走出鄉村進城務工，在民營工廠和外資企業打拼，用汗水換來工資，也親歷了國企改革帶來的體制劇痛;
經濟騰飛的年代：就業機會空前繁榮，小康生活初見雛形，但市場競爭的激烈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壓力與焦慮;
轉型新時期：服務業與互聯網的崛起，為年輕一代打開了職業多樣性的想像空間，“自由職業者”“斜杠青年”層出不窮，卻也面臨著“不進則退”的殘酷現實;
智能新時代：新能源與數位化力量正在重塑就業生態，從製造到運維，從資料到演算法，每個人都被推上了“終身學習”的新起點。
每一代人，都在應對屬於自己的時代命題。
祖輩追求的是“有飯吃”；父輩希望“有單位、有保障”；而如今的年輕人，則在高房價、高成本、高不確定性的現實中，試圖尋找一份“既能養家糊口，又不失體面與自我實現”的工作。
但現實是，所謂“穩定”正在變成一種奢侈。
平臺化用工、項目制雇傭、技能門檻持續上升…….都在削弱“鐵飯碗”的存在感。
普通人並非歷史舞臺的看客，而是每一次時代躍遷的真實參與者。
有人隨浪潮崛起，有人被時代淘汰，更多的人在不斷調整中摸索前行。
“時代變了，我只能跟著變。”這句樸素的話語，蘊含著強大的韌性和現實智慧，也道出了億萬勞動者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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