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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 岩炎 岩炎 2025年5月10日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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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父親曾是一家機械修理廠的高級技工，一輩子隻幹了這一份工作，直到退休。
我大學畢業後先進了體制內，後面經歷了國企改革帶來的下崗潮，開始自謀生路，現在是一名自由職業者。
兒子剛剛大學畢業，在做人工智慧方面的工作，他說這個行業三年就是一個週期，必須不斷學習才不至於被淘汰。
三代人，仿佛生活在三個不同的中國。這不僅是一個普通家庭的真實寫照，也是我國經濟社會劇變的一個縮影。
就業，是經濟的晴雨錶，更是時代的風向標。當我們回望過去四十餘年的發展歷程，就會發現每個普通人的職業選擇和變遷，都深刻反映著國家經濟結構演進與時代的變化。
從本質上看，我國的經濟改革，是一場關於“人”的改革。數億人口的就業形態變化，不僅體現了個體命運的轉折，更見證了國家從計畫走向市場的轉型。
根據國家統計資料顯示：1978年，我國農業就業⼈⼝占總就業⼈⼝的70.5% ，第三產業就業⽐重僅為12.2%；⽽到2023年，第三產業就業占⽐為48%，農業就業降⾄22.9%｡
這背後，是億萬勞動者從土地到工廠，從工廠到辦公室，再從線下到線上的遷徙，是億萬家庭命運的跌宕起伏。
我們常說，“沒有人能置身於歷史之外”。
在肯定經濟發展成就的同時，也不能忽視那些曾為時代發展做出過貢獻，卻可能被主流敘事邊緣化的群體。他們的價值，如何在新時代得到體現和尊重？在邁向高品質發展的當下，我們能否做到兼顧效率與公平呢？
本文嘗試從就業形態的歷史變遷為切入點，梳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的內在脈絡，並進一步思考“人與時代”這一永恆命題。
01
（1978-1980年代）
改革破冰與市場力量的萌動
政策背景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工作重點，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大幕，我國開始擺脫計劃經濟的束縛。當時最迫切的任務之一就是解決龐大人口的就業和溫飽問題。
改革率先從農村開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逐步取代了人民公社，農民有了經營自主權。這一變革極大地解放了農業生產力，也使得大量農村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
企業改革同步推進。國家開始打破之前國營獨大的格局，鼓勵集體和個體經濟發展，嘗試引入市場機制緩解就業壓力。
值得注意的是，1978年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有大批“知識青年”在1977年結束上山下鄉，開始返城（同年恢復高考），使得城市就業壓力驟增。
1979年，全國城鎮累計待業人員達到1500萬人，僅在勞動部門登記的城鎮失業人員就有568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達到5.4%。
為緩解就業壓力，1980年中央提出“勞動部門介紹就業，群眾組織就業和自謀職業”等一系列措施，經過幾年的努力，城鎮就業壓力明顯緩解，城鎮失業率穩步下降。
就業特徵與經濟結構
在這樣的政策背景下，我國出現了一個獨特的工業化道路——鄉鎮企業。
由於受戶籍制度的影響，大量農民仍被束縛在土地上，他們無法進入城市就業，只能在鄉村內部尋找出路，於是以鄉鎮企業為代表的“離土不離鄉”的工業化模式開始崛起。
所謂鄉鎮企業，是由鄉村集體或個體身份創辦的小工廠、小作坊，他們成為當時就業的“蓄水池”。從食品加工、農產品運輸到磚廠瓦窯（《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開辦磚廠），這些“土法上馬”的鄉鎮企業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他們不僅消化了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也重構了農村的經濟結構。
（平凡的世界 孫少平）
城市方面，則興起了便民服務點和個體經營戶等。大批青年告別“等分配”，轉而走向服務業、自營小買賣，到處都是努力找門路，謀生活的人。
資料顯示，這一時期我國就業結構發生了歷史性轉變。
1978年，全國第一產業就業占比高達70.5%，第三產業僅為12.2%；到1990年，農業就業比重下降至約60%，工業與服務業合計超過40%。這其中相當一部分增量來自於鄉鎮企業和個體經濟。
鄉鎮企業從業⼈員從1978年的約2800萬⼈增加到1984年的約5200萬⼈，六年時間⼏乎翻了⼀番｡個體工商戶數量也從1981年的10萬人增至1989年的140多萬人。
改革初期的這場就業大潮，給了無數普通人改寫命運的機會。
農民不再是單純的靠種地謀生，他們在農閒時進廠打工、擺攤經營。收入管道的增加使他們逐步擺脫了長期的貧困，手裡開始有了積蓄。同樣，城裡的年輕人也不再等國家分配鐵飯碗，開始主動投身修車、美髮、餐飲等服務行業，用雙手掙得體面生活。
從農村改革開始釋放的活力，點燃了我國經濟變革的星星之火。這些火星，很快就在沿海地區形成了燎原之勢。
小結：改革破冰階段的就業轉型，標誌著我國從“國家包分配”向“自我謀生”的方向邁出了關鍵一步。在政策鬆綁與地方探索的雙重驅動下，鄉鎮企業和個體經濟成為農村與城市就業的雙支柱。這一時期的就業變遷不僅重構了中國的產業結構，也為數以億計的普通家庭打開了走出溫飽、奔向小康的大門。
02
（1980-1990年代中期）
對外開放與沿海製造業的興起
政策背景
隨著農村改革的深入，我國開始將目光投向更廣闊的世界。
1980年至1981年，我國先後設立了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四個經濟特區，作為對外開放的先行區域；1984年起，又陸續開放了14個沿海城市；1988年，海南島也設立為經濟特區。
設立經濟特區是為了吸引國投資、擴大出口、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同時，經濟特區憑藉其優惠的政策和較低的勞動力成本，迅速發展成為加工製造業的基地 。
進入1990年代，我國市場化改革全面提速。
1992年，鄧公發表南巡講話後“發展才是硬道理”的理念在全國蔓延開來，各地掀起新一輪的改革熱潮。
沿海地區憑藉地理優勢，率先發展起外向型製造業。政府出臺“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等優惠政策，大量吸引外資工廠落戶中國。
1994年，人民幣實行官方匯率並軌，貨幣的貶值大幅提升了產品出口競爭力，到90年代中後期，我國已成為世界工廠的重要一環，全世界的訂單加速讓我國轉移，為國內提供了海量就業機會。
就業特徵和經濟結構
這一時期出現了震撼全國的“民工潮”。成百萬上千萬的農村勞動力開始離開家鄉，跨省湧向沿海工業區，打工成為當時最廣為流傳的社會熱詞。
1980年代末，全國進城農民工數量約為3000萬；到了1995年前後，這一數字已增長至7000萬，進入2000年更是突破上億人。
當時，珠三角與長三角成為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區域。深圳、東莞、蘇州、寧波等城市因率先發展外向型製造業，吸引了大量外出務工者。這些城市以紡織、制鞋、玩具、電子裝配、食品加工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成為成千上萬打工者謀生與逐夢的第一站。
年輕人離鄉背井成為一種新常態，整個社會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勞動力大遷徙時代，城鄉之間、東西部之間的勞動力流動局面逐步形成。
製造業的蓬勃發展對我國經濟結構帶來了深遠影響。工業部門迅速擴張，製造業成為吸納就業的主力。
1995年全國第二產業就業比重上升至26.5%，比1978年提高了近10個百分點。
大量外資和民營企業建立起了完整的全球生產鏈。上游有原材料和零部件供應，中游有組裝加工，下游有包裝物流和港口出口。
一件普通出口的襯衫背後，連接著棉農、紡紗廠、織布廠、制衣廠、貿易公司，貨代碼頭等眾多環節，每個環節都帶動了就業。製造業的繁榮也帶動了沿海城市的迅速崛起，城鎮化率由1990年的26.4%上升至2000年的36.2%，城鄉結構開始被慢慢改寫。
（中國城鎮化率發展 圖片來源：中國社會科學）
製造業生產和就業規模在這一階段高速擴張。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我國製造業就業人數已超過1.2億人，占全部非農就業的22.7%。出口額也從1992年的849億美元，增長至2001年的2661億美元。
可以說，這一時期工業化和對外貿易的發展，撐起了就業的“蓄水池”，讓我國成功容納了龐大的勞動力大軍。
在這場大規模的經濟變遷中，“外出打工”四個字深刻改變了千千萬萬個家庭的命運。對無數農村子弟而言，進城打工是除了種地之外的最優選擇。
他們背井離鄉，在轟鳴的工廠車間裡度過了自己的青春歲月；他們拋家舍業，每天站在枯燥單調的流水線上，一站就是十幾個小時，只為那點靠加班拼來的微薄工資；他們省吃儉用，把每月攢下的錢按時寄回家，補貼家用，讓弟弟妹妹可以繼續上學。
曾有女工在信中寫道：“在深圳打工雖然累，但能掙錢養家，也見了世面。”這不正是千千萬萬打工者最真實的寫照嗎？
然而，他們也面對著諸多困難。
受戶籍制度的影響，他們雖然身在城市，卻難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住房、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對他們基本關閉，社保制度也未能有效覆蓋，“候鳥式”遷徙成為常態。
在城市發展中，他們是不可或缺的建設者；在制度面前，他們卻常常被視為漂泊的過客。儘管如此，大多數人依然堅信：“只要肯吃苦，就能活下去、能出頭。”正是這種樸素而堅韌的信念，支撐著他們在艱苦中繼續前行。
小結：出口製造業的崛起，不僅讓我國成為了“世界工廠”，也重塑了社會結構的變化。它打開了數以億計的農民工走向現代社會的門檻，也暴露出了城鄉制度割裂帶來的結構性問題。這一時期的就業潮，是一次以普通人為主角的集體行動。他們用血汗和青春在鋼鐵與灰塵中搭建起了國家經濟的基石。那是一段滾燙的歲月，而他們，正是那段歷史最沉默卻最值得銘記的鑄造者。
03
經濟加速與國企改革陣痛
（1990年代中期-2000年代）
政策背景
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推進，計畫體制遺留的問題在90年代中後期開始凸顯。其中，國有企業效率低下、人浮於事的問題尤為突出，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
為應對這一結構性問題，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確提出“抓大放小”的國企改革方針，即重點扶持大型骨幹國企，同時推動中小型國企通過改制、兼併、破產等形式實現市場化重組。時任總理朱鎔基決心大刀闊斧地進行國企改革，通過兼併破產、人員分流來為國企轉型。
自1998年起，全國範圍內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國企下崗分流行動。大批虧損企業被關停，大量國企職工被迫離開熟悉多年的崗位，走向市場、謀求再就業。這一時期成為我國勞動力結構調整史上最劇烈的一次洗牌。
劉歡老師的《從頭再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創作完成的，他唱出了當時下崗工人最真實的內心世界。
就業特徵和經濟結構
這場被稱為“國企下崗潮”的改革對城鎮就業產生了巨大衝擊。尤其是在東北、華北、西南等國企分佈密集的區域，大批中年職工不得不重新謀生。
他們中的一部分提早退休或內推領取基本生活費；一部分經過培訓轉行到服務業，做了司機、保安、清潔等；還有相當一批人自謀出路，擺地攤、開小賣部、小飯館，成為個體戶。
從就業結構看，第三產業在此期間發揮了就業“蓄水池”的功能，比如批發零售、餐飲、安保、居民服務等行業吸納了大量原本在製造業與重工業系統的下崗人員。同時，民營經濟迅速崛起，成為新增就業的主力軍。
資料顯示，1990年代末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提供的城鎮就業已超過50%。1995至2011年間，國企職工人數從1.13億銳減至6700萬人，而同期民營從業人員則上升至1.93億，幾乎實現了“負增長”的對沖效應。
從產業構成上看，服務業比重在90年代後期開始加速攀升，至2001年達到39%，超過農業成為經濟體系中的第二大支柱。
工業則通過淘汰落後產能，實現了效率提升。可以說，陣痛過後，資源流向了效率更高的領域，經濟活力的增強為後來的高速增長奠定了基礎。
但在改革的宏大敘事下，是千千萬萬普通家庭的跌宕起伏與自我救贖。
“40歲學會上網找工作，50歲推著三輪車賣早點”，這是不少下崗工人的真實寫照。
曾經引以為傲的鐵飯碗被打破，很多人一時難以接受心理落差。但大多數普通人並沒有被困難擊倒，在政府和社會的幫助下，他們自強不息，重新出發。他們用自己的雙手重新為家庭撐起一把保護傘，對於他們來說，體面不再是來自單位身份，而是來自努力養家的踏實。
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段經歷在許多人的內心留下了隱痛，也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下一代。經歷過失業衝擊的父母更注重孩子的教育，更希望他們將來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不再重蹈自己命運的覆轍。
小結：國企改革是中國走向市場化的必經之路，也是一場重塑社會結構與個體命運的深刻變革。它推動了資源向更高效率部門流動，使市場機制真正成為資源配置的核心，但在這個過程中也打破了幾十年來形成的穩定預期。改革換來了效率，卻也帶來了焦慮；成就了新的活力，卻也留下了深刻的記憶。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鬥中，每一位下崗工人，都是改革壓力的直接承受者和推動者，也是時代記憶中最沉默卻也是最真實的見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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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