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誌

在三十五度炎夏的中環，只有十秒橫過馬路的綠燈時間，四周密密麻麻全是西裝筆挺呼喘過路的行人——控訴中環節奏已經是十分老套的事，然而如今，這種逼迫感正像癌細胞般大肆蔓延，在沙田、大埔、上水、屯門、元朗發病。以大衛．哈維（David Harvey, 1935- ）在《後現代的狀況》（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1989）中提出的重要概念「時空壓縮」（compression of time and space）觀之，一代人的青春快要窒息死亡。我們的香港強調快，彼端的石澳高爾夫球場卻強調慢，士紳父老在傭人簇擁中緩步遊走於數十萬呎青蔥綠地之中、徜徉於藍天碧海之間——在港境之南絲毫感受不到土地和空間問題，但從元朗到石澳，是遙不可及的距離。塑造我們困境的，是時間、空間、社會權力之間相互支配的關係。

 

法國左翼思想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 1901-1991）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提出著名的空間理論，他提出沒有空間解放，便沒有革命成功。空間不足是表象，本質是支配空間的單向度權力需要解放。資本主義體系發展至今，已經由「空間中的生產轉變為空間的生產」，空間本身已經被商品化，導致交換價值超過使用價值，造成空間功能與人的生活、生產活動距離漸遠，乃至逐漸異化，「如果未曾生產一個合適的空間，那麼『改變生活方式』、『改變社會』等都是空話」。

 

控制論社會的形成

這種空間異化源於資本主義「中心性」的建立，並造成由中心至邊緣支配權力的層級化，以致在邊緣底層的空間使用者，並不是空間權力的支配者。當社會以「幸福」當作人類的理想目標，並將安全視為「幸福」的首要條件， 「控制論社會」（cybernetic society）便逐漸形成。列斐伏爾寫道：「控制論似乎是科學主義最現代的形式……它們是校準者，禁止這個、規定那個，它們在一種邏輯的方式中進行組織、每一種信號系統（如交通信號燈）都決定著一種處理機械，只有命令才能有運動。」

 

 社會輿論在致力渲染和消滅不安全因素的風險之時，無形中亦在建構和鞏固「中心性」的權力架構。在今日香港，「控制論社會」的情形俯拾皆是：只要政府以「危及公眾安全」為由，即使在芸芸億萬棵樹中只有其中一棵因為風雨而倒塌誤中行人，「寧枉毋縱」式的斬樹也是理所當然；即使芸芸千萬間工廈中只有其中一間發生火災，所有工廈的多元用途（如開音樂會）也只能受到扼殺。當政府將對風險的認知能力從個人手中搶奪過來，個人便可以不帶腦袋「存在」於不同空間之中，以致在香港權力核心的中環海濱舉辦成人展即使只限定成人入場，展品卻要荒謬地遮蔽性徵，還要受盡道德輿論攻訐。形形色色的規限、牌照、契約，無一不在支配每一寸空間的使用。

 

空間功能的單一化與同質化

 

商業運作要達致盈利最大化，便需把流程標準化，以及做到機械性的重複。都市空間若以提升交換價值為目的，功能便會變得單一化、同質化，而這結果將同時與控制論社會追求安全的目標結成共謀。過往，公立學校的校舍在日間是上、下午校，晚上是供在職人士進修的夜校，假日可供借出作非牟利制服團體活動，以及舉辦會議、考試、比賽等活動；然而到了現在，公立學校體系在教育產業化之下分割出直資、私校、IB學校、副學士書院、自資進修書院等各自為政的院校，伴隨而來的是空間使用的封閉化。多功能式的社區會堂、大會堂逐漸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歌劇院，未來則是戲曲中心，功能愈來愈趨向單一和僵化。在私營領域，前舖後居是違反公契的。住是住，商是商；見山是山，見水是水。空間還被牌照制度規管著，經營食、住、行、樂都需要為特定的空間領有特定牌照，於是空間中的活動被牌照定義了，空間喪失了想像力和開放性。

 

空間功能單一化，更加方便控制論社會對空間自上而下的管理，財閥則配合將空間同質化。資本永遠是理性、精於計算的，經過資本運作的空間已經產生出一套交換價值最大化的標準。從一個住宅屋苑尚未建成之際，發展商便運用各種既定的符號指涉，不論是半山、深水埗、元朗、上水，皆統一命名為「御」、「璽」、「一號」。然後是間隔，在有限的空間下，房間越多越好，結果房間的標準面積都是兩米乘兩米。空間內的牆越多，間隔也就越為千篇一律：眼鏡房、鑽石廳、龍蝦則……結果室內的佈置屈從了空間，人的生活也屈從了空間。間隔、劏房是最流行的發展模式：住宅只有百多呎，舊商場、工廈被劏開數百格轉售。列斐伏爾指出，當社會「社會化」、生命「原子化」，「當交流與關係的網絡越來越厚積、有效、與此同時個體的意識就變得更加孤絕和對『他人』無視，這就是矛盾運作的層面。」 一旦商場變成劏場，商場便由此變得冷冷清清；一旦都市變成劏場，人被置於格子之中，都市便變得孤獨、割裂，從而喪失生命力。

 

權力結構下的空間

 

空間既受權力支配，亦受時間支配。「時間被化約成為空間的限制」， 當生活以面向中環為目標，空間亦會被中環時間同質化：西鐵通車後，從元朗出中環的時間無異於從九龍出中環，於是九龍的人口逐漸遷往元朗，導致元朗的樓價變得跟九龍相若，而元朗與九龍之間的社區差異亦逐漸消弭。以中環為中心計算交通時間，都市像洋葱一樣一環一環地包圍核心，只有階級貴賤的落差，沒有社區文化的落差，於是深水埗、土瓜灣的舊區重建走向「士紳化」，舊社區的人情關懷遭受抹平。在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的時間綿延理論（durée）中，時間分為可切割、可量化的數學時間，對立於綿延不斷的意識時間；資本主義世界的時間是數學時間，誰將商品週轉的時間壓縮至最短，才能在競爭中生存。資本主義空間亦可作如是觀，當空間被同質、量化，社會便不再有象徵、輪廓、人文綿延。

 

因此，空間不足是假象，空間矛盾實質源自支配空間的權力結構，需要將「先前由『自上而下』生產出來的社會空間，重新建構為『自下而上』的空間」；「將取用置於支配之上，將需要置於命令之上，將使用置於交換之上」，再建立「普遍性的自我管理」。 雖然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在當今客觀條件下看似空想，但互聯網共享經濟的去中心化本質已經接近這種「自下而上」的革命運動。通過邊緣空間的自我管理，社會空間重塑思潮的孕育，將有望達致對「本真生活」、「缺席的生活」的還原。當大眾深信牛頓絕對時空的世界之時，愛恩斯坦卻看到了當物體具有相當的質量，便可以使時空彎曲，最終愛恩斯坦理論取代了牛頓理論，成為物理學的新典範。在今日都市的絕對時空之下，同樣醞釀著時空思想的新維度，最終需靠空間革命打破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