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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才是中國經濟的出路
中國經濟正從高增長時代進入高品質發展階段，即從過去高增速、工業化、城市化、房地產化、人口增長、出口高增長和全球化時代，轉向中低增速、後工業化、後城市化、後房地產化、老齡化、謀求產業出海和技術創新以及地緣政治風險加劇的時代。
近幾年，這兩個時代切換遭遇艱難的挑戰，內部處於新舊動能轉換陣痛期，外部處於從出口經濟轉向出海經濟的關鍵期。
在10月30日的中國企業高品質出海論壇上，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白重恩也從宏觀的視角分析中國企業出海。白院長認為，當前中國投資回報率持續走低，國內卷得非常厲害，同時出口變得越來越困難，我們需要“走出去”。
中國企業為什麼要出海？其背後的經濟邏輯是什麼？出海是中國經濟的出路嗎？
本文從宏觀角度分析從出口到出海的經濟邏輯，從微觀角度分享企業出海的經驗。
本文邏輯
一、從出口經濟到出海經濟
二、從單翼模式到雙翼模式
三、從中國製造到全球經營
一。從出口經濟到出海經濟
為什麼要出海？
這是近些年中國很多企業，不管是出口企業、製造企業還是互聯網企業、服務型企業，都在思考的問題。
僅僅是因為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嗎？當然，這是最直接的原因。但其實，中國企業從出口走向出海，是受深層次的經濟規律所驅使的。
中國是一個轉型國家。與當年日韓相似，中國在經濟轉型的中早期採用“強出口、強投資”的發展模式，即通過廉價的勞動力、土地以及優厚的產業政策，吸引外資和技術，大力發展出口製造業。
假定外需強勁的前提下，政府發展經濟最簡單的策略，就是最大限度地集中和動員社會資本，大規模地投資製造業以及與之配套的基礎設施。
為了集中社會資本，過去中國採取了以國有商業銀行、間接融資為核心的金融市場（弱化資本市場），以及對利率、匯率和跨境資本有管制的金融制度。這種金融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資本外流、貨幣窖藏、儲蓄被消費，可以大幅度地提高社會的儲蓄率，然後通過國有商業銀行的信貸工具將儲蓄率最大限度地轉化為投資率。
根據凱恩斯主義和羅斯托的起飛理論，高投資率帶來高增長率，持續有效的投資推動經濟的快速增長。
在過去20多年，中國的投資率始終維持在40%以上，為全球平均水準的兩倍。在固定資產投資中，製造業、基建、土地及房地產的占比達到70%，政府財政、國有銀行信貸、以及居民的資本，高度集中在這三大領域。
而持續大規模的投資，不斷地吸引海外轉移的技術，幫助中國在短短三十多年的時間裡，建立了世界最完整的製造業產業鏈。中國製造的優勢不是領先的技術，而是具有規模效應的產業鏈，產業鏈規模效應極大地壓低了製造成本，推動了中國出口以及外匯的高增長。
這就是出口經濟時代，及其內在邏輯。
不過，這種好日子被2018年中美貿易戰打破。由於美國聯邦政府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同時實施產業鏈轉移政策，一些產業不得不考慮轉移至海外。
2020年全球公共衛生事件大爆發，全球供應鏈受阻，在宏觀政策刺激下美國需求全面反彈，中國出口迎來一輪“潑天富貴”，單月出口額飆升至3000億美元。
2022年，中國進出口總金額達到6.31萬億美元的歷史峰值，其中出口商品金額3.6萬億美元，貿易順差達到8776億美元。
2023年世界進入後疫時代，歐美需求逐漸降溫，全球供應鏈逐漸恢復，中國出口增速下降，同時企業出海的焦慮再度上升。這一年，也被稱為中國企業出海的“元年”。
與出口相比，出海是另一個維度。
出口，主要指商品出口，即企業使用國內的供應鏈生產，除了進口部分關鍵技術、設備和礦產資源外，其它都取自國內的資源，雇傭國內的工人，租賃廠房，採購原材料，向銀行貸款，享受國內的政策，然後加工出製成品或半成品出口到全球市場。
出海，指的是全球化經營，即企業使用全球產業鏈生產，雇傭當地的工人，租賃當地的廠房，採購當地及全球原材料，然後加工產品向本地、全球市場銷售，還可能需要在境外融資、並購、協作研發。
出口是過去中國企業駕輕就熟的操作，而出海對大多數中國企業來說是陌生的，甚至有些擔憂的。出口企業主要在業務領域與海外客戶打交道，出口商對海外的市場風險、營商環境、政府政策、勞資關係等不瞭解。
從出口轉向出海，是偶然的、被迫的，還是規律使然？
在很多企業主觀念中，如果不是美國發動貿易戰，我們是不會離開中國的。換言之，貿易衝突成為了中國企業出海的直接因素。近兩年，隨著歐美需求的回落和國內市場有效需求不足，中國企業出海的敘事伴隨著一種悲觀情緒、被迫情結——“不出海，就出局”。
實際上，一個經濟體從出口到出海存在內在的經濟規律。
很多人誤以為，商品出口等於全球化。其實，商品出口只是全球化的第一步，即商品全球化（1.0）；出海是全球化的第二步，也就是價值鏈融入國際市場，資源要素全球化（2.0）；第三步是人的全球化（3.0）。
通常，轉軌國家中早期發展出口經濟。在全球公共衛生事件期間，中國出口經濟達到了歷史峰值，為全球提供了接近40%的產能，對全球100多個國家貿易順差。這是中國商品全球化（1.0）的巔峰。
但是，這種數量型增長將隨著資源紅利的消失而逐步下降。在強出口支撐下，強投資不斷地消耗國內的勞動力、城市土地、礦產資源、歐美轉移的技術紅利，經濟資源趨於稀缺、昂貴，國內的勞動力、土地、原材料成本上升，技術進步（引入技術或自主創新）的成本上升，國內投資回報率持續下降，出口競爭力逐步減弱。
另外，轉軌國家中早期“強投資、強出口”的增長方式容易催生兩個問題：一是大量資本集中在投資領域，導致消費有效需求不足，當經濟增速下降時，缺乏足夠的內需以支撐龐大的產能；二是過度干預的成本控制政策和有管制的金融制度，形成長期巨額貿易順差，進而容易引發貿易摩擦，最終反噬出口經濟。
從國家層面來看，面對國內需求不足、國際貿易條件緊縮，政府正在尋求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一方面淘汰落後產能，淘汰那些高耗能、喪失成本優勢的產業，另一方面將資源集中在新技術、新產業、新製造等新動能上。
從企業層面來看，服裝、鞋帽、傢俱等廉價製造企業不得不將產業轉移到海外的成本窪地，而掌握技術的大型製造企業也在謀求出海，試圖整合全球產業鏈，成為全球化企業。
所以，從高增長、工業化、城市化時代到中低增長、後工業化、後城市化時代，與之應對的全球化模式，就是從出口經濟走向出海經濟。
其實，出海不完全是悲情敘事，是在國內外壓力環境下、受經濟規律支配的一種理性選擇、理性敘事。
從出口經濟到出海經濟，標誌著一個經濟體、一家企業真正融入了全球化。
原創
智本社清和社長
賴博士說 陝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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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載日期：2024.11.21